时下学界有一种看法，认为政府补贴农业是政府对农民的照顾。多年来学界一直这么说，人云亦云，久而久之很多人也就信以为真。我自己早就感觉这看法不对，但却又不知究竟错在哪里。这些日子思来想去，现在终于理出了一些头绪。

　　并不是这问题有多么尖端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问题浅，人们往往不从复杂的层面去考虑。我读过一些学者的文章，说到政府为何补贴农业几乎众口一词，都说农业是弱质产业，比较收益低。我的疑问是，为何农业会弱质？是因为它与自然风险有关吗？世上与自然风险有涉的行业多的是，井下采矿，海上捕鱼都会有天灾人祸，为什么偏偏只说农业弱质呢？

　　事实上，存在风险的行业比较收益未必一定就低。比如生产鞭炮的风险肯定大于农业，一旦出险不仅要破财，还可能会危及生命。可为何鞭炮企业的业主不去转投其他风险小的行业呢？经济学的答案，是生产鞭炮比他所能从事的其他行业赚钱更多。是的，某些行业风险虽大，但收益也高，不然，我们就解释不了为何有人会对高风险行业乐此不疲。

　　理论上讲，有自然风险的产业未必弱质，比较收益也不一定低。然而事实却是，全世界农业的收益通常都要低于工业。早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·配第就发现，“工业的收益要比农业高很多”。亚当·斯密也说过，他看见经常有人白手起家，以小小的资本经营制造业或商业数十年便成为富翁。然而，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却罕见。今天离斯密时代已过去200多年，可农业比较收益低的事实却没有改变。

　　但凡尊重科学的人，都不会否认农业比较收益低的事实。而我想追问的是，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？此问题不仅事关政府补贴农业的性质，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。如果我们认定农业比较收益低是因为农业有自然风险，那么补贴农业就是政府的善举，这样政府就既可多补，也可少补；假如农业比较收益低是另有原因，而且与政府相干，那么补贴农业就不能看作是政府对农民的照顾。

　　说我的观点。我认为，农业比较收益低绝不是由于农业弱质。没有任何证据证明，农业天然就是弱质产业。从历史上看，农业曾长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。19世纪前，地球上90%的人口都从事农业，而且近1000年来农业供养的人口差不多翻了30倍；其次从生产率看，农业生产率也不见得低于工业，甚至不少国家农业生产率反而比工业生产率高。以法国和德国为例，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间，农业生产率年增长分别为5.2%和5.1%，而同期工业生产率年增长仅3.6%和4.0%。

　　问题的焦点在于，农业既然不是弱质产业，农业生产率也不低于工业，可为何农业的收益会低于工业呢？理解这个问题，需要弄清生产率与收益之间的关系。所谓生产率，是指单位时间的产量；而收益，则是指产量与价格的乘积。生产率提高，产量增加，若价格不变收益会增加。若产量增加而价格下降，收益却不一定增加甚至可能下降。对生产率与收益的这种变动，如果分别从个体与总体两个角度会看得更清楚。

　　先从个体看，假定某农户的粮食生产率提高，耕种五亩地粮食比上年增产1000斤。单个农户增产自然不会影响粮食市价，假定今年粮价还是与往年一样每斤一元，该农户今年则可增加收益1000元。但若从总体看推理就变了。假定农业生产率普遍提高，粮食总产量增加了30%，结果由于粮食供大于求而导致粮价跌幅超过了30%，这样全国粮食虽然丰收了，而农民却反而增产不增收。

　　是的，农产品的价格要由农产品供求定，而农业收益则主要取决于价格。这是说，若要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，关键在提高农产品价格；而要提高农产品价格，农产品就得偏紧供应。否则农产品价格上不去，农业的比较收益会永远不及工业。由此推，政府要帮助农民增收，就应允许农业要素流动。设想一下，假如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能自由转于工业，工业品增加价格会下降；农产品偏紧价格会上升。如此一降一升，农业与工业的收益必达到均衡。

　　可见，农业比较收益低并非农业有自然风险，而是限制了耕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。其实，世界上实行耕地保护的国家，农业收益都比较低。当然我这样讲并非反对保护耕地，耕地事关粮食安全，何况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，而且连欧美等发达国家对耕地用途也有严格管制。我要说的是，政府为了粮食安全保护耕地，而保护耕地却限制了农业比较收益，所以我认为补贴农业不能看作是对农民的恩惠，而是政府花钱向农民购买粮食安全。

　　再往下推，有三点结论恐怕是对的：第一，农业比较收益低是事实，但不能说农业就是弱质产业，政府补贴农业的理由，也不是农业有自然风险；第二，提高农业比较收益，必须放开农村要素市场。政府若考虑粮食安全需保护耕地，那么就得给农业以合理补贴；第三，补贴农业不是政府的单向支出，而是一种互利交换。既然是交换，补多补少就不能全由政府说了算，而应该和农民商量着定。不然有钱多补，没钱少补或者不补，就不是公平交换了。